听到这歌声，周伯符停住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听，还轻轻地用手打着节拍。一曲终了，有过了好一会儿，周伯符在感叹道：“真不愧是南曲第一，着实是余音绕梁……可鄙、可叹呀！”

“这曲子唱得很好呀，怎么可鄙可叹了？”郑森不解的问道。

“哦，我说的不是这曲子唱得可悲可叹，而是说写这曲子的人可鄙、可叹。小友，你可知道，这曲子是什么人写的？”周伯符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郑森要摇头说，老实说，戏曲之类的东西，上辈子的时候，郑森就欣赏不了。到了这辈子，也是一样，昆曲这样的高雅的玩意儿，郑森还真是喜欢不起来。所以对于谁写了什么曲子，他更是不太关心。

“这曲子是阮大铖写的。”周伯符又叹了口气，“这是阮大铖的《燕子笺》。”

这么一说，郑森倒是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这阮大铖原本是东林党的人，而且是东林党党魁高攀龙的弟子，根正苗红的东林党人。后来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“斗争”中立下头功，因此名列东林骨干，在《东林点将录》中绰号“没遮拦”。但是后来，因为分赃不匀，原本说好了要给阮大铖的吏部给事中的位置给了别人（魏大忠），而东林党的几位头领只打算给阮大铖一个工部给事中做。在六部中，吏部地位最高，工部地位最低。阮大铖自然不满，便走了魏忠贤（当时魏忠贤还没有太冒出来，阉党和东林的对立什么的自然也还不存在）的门路，当上了吏部给事中。

然而，不服从党的领导，自己去走别的门路，就是不忠的表现。于是阮大铖立马就从东林党的同志，变成了叛党的叛徒了。而叛徒，自然是人人得而诛之了。结果阮大铖在吏部给事中的位置上才干了不到一个月，就不得不弃官回乡了。但从此之后，他的身上，就被打上了阉党的烙印了。

阮大铖这样灰溜溜的回了家，要说心里对东林没有怨恨，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吧，所以当魏忠贤上台之后，召他回了京师，担任太常少卿，他立刻就去了。虽然在任职期间，他也没干什么直接迫害东林党的事情。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在号召其他人背叛东林。任何时候，叛徒都比敌人更可恨，所以东林党人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。

等到魏忠贤完了蛋，东林党人卷土重来，这个叛徒自然就被打入逆案，虽然案情不算太重，（因为阮大铖当时的确没干什么）但是也落了个“永不叙用”的结果。

阮大铖自然不甘心于此，近些年来，不断地向东林示好，想要重入东林，但是却一直被东林排斥。阮大铖这人贪官，没什么气节，（后来我大清打来了，这货又投降了我大清，人品之低劣可见。）但文学才华却的确非常出色。后世陈寅恪先生在遗作《柳如是别传》中曾有一段谈论阮大铖的文字：“圆海人品，史有定评，不待多论。往岁读咏怀堂集，颇喜之，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，王修微之樾馆两集，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”。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评语曰：“大铖五言古诗，以王孟意趣，而兼谢客之精练。律诗微不逮，七言又次之。然榷论明代诗人，如大铖者少矣。潘岳、宋之问险诈不后于大铖，其诗至今尤存。君子不以人废言也”。更有胡先骕先生甚至称大铖为“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”。

阮大铖在戏剧方面的才华在当时更不做第二人想。后来，一直和东林党走得比较近的张岱，在他的《陶庵梦忆》中，是这样说阮大铖的戏剧的：“本本出色，脚脚出色，出出出色，句句出色，字字出色。”真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了。

阮大铖知道，东林和复社的那帮子风流才子们，都和珠市旧馆的那些当红歌妓们往来密切。这是自然，如是没有添香的红袖，这圣贤书读起来又有个什么意思？而和歌妓们来往的时候，自然少不了要唱唱曲儿，外带着吟诗作画什么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少不得要花钱。所以阮大铖使劲的写这些才子佳人，和旧馆的那些歌女、琴师什么的来往，为的就是能重新巴结上东林的人。

阮大铖手里有不少钱，一听说东林或者复社的谁谁谁缺钱了，他就赶紧巴巴的赶上去，送钱给人家，唯恐人家不要。只求人家能让自己重回东林，让他能有机会重新做官。